潮湧濠江再出發
——從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看澳門發展的時代座標
二○二五年秋，中國共產黨二十屆四中全會勝利召開，全會以“錨定關鍵時期、擘畫復興藍圖”的戰略視野，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注入新動能。對於身處“一國兩制”實踐前沿、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澳門而言，全會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新部署，既標定了澳門在新征程中的歷史方位，更提供了破解發展命題、拓寬成長空間的行動指南。從“十五五”時期的關鍵節點到中國式現代化的遠大宏圖，澳門正以更主動的姿態，將自身發展與國家命運同頻共振，在服務大局中實現更大作為。
一、從“國家所需”到“澳門所長”：在服務大局中找準座標
全會明確“十五五”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的關鍵時期，並將“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列為重要原則。這一論述，為澳門重新審視自身定位提供了戰略座標系。
作為中國的“蓮花寶地”，澳門自回歸以來始終是國家改革開放的“窗口”與“試驗田”。從CEPA簽署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從人民幣清算行設立到中葡平台功能升級，澳門的獨特優勢——中西文化交融的軟實力、“一國兩制”的制度彈性、與葡語國家的傳統聯繫——始終與國家戰略需求同頻。全會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等部署，恰為澳門突破“一業獨大”困局、培育新增長極指明方向。
例如，針對全會強調的“新質生產力”，澳門可依託中葡平台優勢，推動中醫藥、數字貿易等領域的創新轉化。目前，澳門已建成中藥機制與質量全國重點實驗室，在非洲葡語國家推廣中醫藥合作；同時，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分線管理”政策落地，為澳門科技企業提供了更廣闊的研發與轉化空間。這些實踐，正是澳門將“所長”對接“所需”的生動註脚。
更關鍵的是，全會“保持戰略定力”的要求，提醒澳門需跳出“小城思維”，以更宏大的視野理解“國家好、澳門才會好”的邏輯。當外部環境風高浪急時，澳門背靠祖國“大樹”的制度優勢愈發凸顯——從中央政府的財政支持到橫琴的政策賦能，從抵禦疫情衝擊到穩定民生底盤，國家始終是澳門最堅實的後盾。這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雙重優勢，正是澳門在新征程中最珍貴的戰略資源。
二、以“人民爲中心”：在多元發展中厚植民生福祉
全會將“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列為根本目的，並提出“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的主要目標。這與澳門“以民爲本”的施政理念高度契合，也爲澳門破解民生痛點提供了方法論。
回歸以來，澳門居民人均GDP躍居世界前列，但教育、醫療、住房等民生領域的提升空間依然存在。全會強調“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啓示澳門需在“蛋糕做大”的同時更注重“蛋糕分好”。例如，針對青年就業問題，全會“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部署，爲澳門青年提供了更多元的職業選擇——除了傳統博彩業，他們可以在橫琴從事科技研發、在大灣區參與跨境電商、在中葡平台從事國際貿易。近年來，特區政府推出的“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澳門青年創新創業資助計劃”，正是將國家戰略轉化爲民生福祉的具體實踐。
文化民生也是全會關注的要點。全會提出“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澳門作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完全可以在文化融合中探索新路徑。從“澳門歷史城區”的世界文化遺產到“藝文薈澳”國際藝術節，從粵劇傳承到土生葡人文化保護，澳門正以“文化+”模式連接傳統與現代、本土與世界。這種文化軟實力的積累，不僅提升了居民的文化認同，更增強了澳門的國際吸引力——當遊客在媽閣廟感受中華文脈，在葡式建築群觸摸歷史脈搏，澳門的“文化名片”便轉化為民生改善的持久動力。
三、守“一國”之本·築“安全”之基：在穩定中謀長遠
全會將“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列為十二項重大部署之一，並強調“統籌發展和安全”。這對澳門具有特殊意義——作爲高度開放的微型經濟體，澳門既要保持活力，更需守住安全底線。
近年來，澳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走在前列：二○○九年完成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二○一八年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二○二三年修訂《維護國家安全法》……這些舉措不僅築牢了制度防線，更凝聚了社會共識。全會“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的要求，提示澳門需在網絡安全、金融安全、生物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持續發力。例如，隨着數字經濟興起，澳門可依託橫琴的跨境數據流動試點，探索建立適配“一國兩制”的數據安全管理體系；針對金融市場開放，可通過與內地監管協作，防範外部風險傳導。
“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全會強調“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澳門社會各界對此有深刻認同。從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到立法會選舉的有序參與，從愛國愛澳教育的深化，到公職人員憲法與基本法培訓的常態化，澳門正以實際行動踐行“愛國者治澳”原則。這種政治共識，為澳門應對風險挑戰、實現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證。
四、向“融”而行·向“新”而進：在大灣區建設中拓展新局
全會提出“優化區域經濟佈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並將“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作為國家戰略重點。對澳門而言，大灣區既是“家門口的機遇”，更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主平台。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是關鍵抓手。全會“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推動橫琴在“分線管理”“琴澳一體化”等領域持續突破：貨物“一線放開、二線管住”政策落地，澳門居民個人所得稅稅負差額補貼擴圍，“澳門新街坊”項目建成交付……這些進展，讓澳門居民“生活空間更大、發展機會更多”。數據顯示，二○二四年一季度橫琴澳資企業總數超六千家，澳門青年創業項目近千家，合作區正從“物理融合”邁向“生態發展”。
更深遠的融合在於規則銜接與機制創新。全會“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的原則，啟發澳門在跨境金融、專業服務等領域探索制度型開放。例如，澳門九家銀行開展跨境理財通業務，澳門律師在大灣區執業資格互認，“葡語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功能升級……這些實踐，不僅提升了澳門的國際競爭力，更助力大灣區成爲“雙循環”的戰略鏈接點。
站在二十屆四中全會的歷史節點回望，澳門的發展始終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從“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到大灣區的深度融合，從民生改善的點滴進步到國際影響力的穩步提升，澳門用廿五年的答卷證明：“一國兩制”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面向未來，全會的精神如同一盞明燈，指引澳門在服務國家大局中找準定位，在多元發展中厚植民生福祉，在安全穩定中築牢根基，在區域融合中拓展新局。正如澳門同胞常說的：“有祖國當靠山，澳門無懼風雨。”當濠江兒女將個人理想融入民族復興，當“蓮花寶地”與“復興偉業”同頻共振，澳門必將在新征程中書寫更精彩的篇章——這不僅是澳門的機遇，更是“一國兩制”實踐向縱深發展的生動註腳。
澳門學者同盟監事長
澳門公共行政管理學會理事長
澳門理工大學教授
李 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