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澳門歷史文化資源助力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
——學習習近平主席關於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重要指示的體會
近日，認真學習了習近平主席就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特別是強調要“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更好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作為一名長期在澳門從事歷史文化研究與教學的工作者，筆者深受鼓舞，亦感責任重大。習主席的重要指示為新時代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為澳門人文社科研究提出了新的時代課題。澳門雖地域不大，卻長期處於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前沿，是“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重要視窗，也是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如何從澳門歷史文化經驗中提煉中國問題意識、中國敘事方式和中國理論表達，是澳門學者應當認真思考的問題。
一、深刻領會“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高度與
時代要求
習主席的指示，將“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置於服務“中國式現代化”與回答“四個之問”的戰略高度，首先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命題。長期以來，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在學科範式、概念工具、研究方法乃至評價標準上，或多或少受到西方話語體系的影響。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絕非關起門來搞封閉研究，也不是簡單地對西方理論的“反向排斥”，而是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兩個結合”（特別是“第二個結合”）的前提下，在開放吸收世界優秀學術成果的基礎上增強主體意識，避免簡單以外來概念裁剪中國經驗，實現深刻的學術自覺與理論創新。
這一體系的核心，在於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從中國自身的歷史實踐、文化傳統與現實國情中提煉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概念、範疇與理論。它要求我們歷史文化研究者，必須回到中國悠久深厚的歷史現場，深入挖掘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並以此為根基，構建能夠解釋中國道路、總結中國經驗、昇華中國智慧的知識框架。唯有如此，才能逐步克服簡單套用外來理論解釋中國經驗的路徑依賴，讓中國學術在國際舞台上形成更具主體性和解釋力的聲音，有效回答“中國之問”與“時代之問”，也為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探索貢獻中國方案。
二、立足澳門獨特性，探索自主知識體系建設
的澳門路徑。
澳門，作為中國一個特殊的歷史文化區域，其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對於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有着不可替代的價值。澳門的獨特價值，不只在於保存了中西文化交往的豐富遺存，更在於它能夠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現實經驗，為觀察文明交流互鑒、制度實踐和文化認同建構提供重要視窗。具體到歷史文化專業，我認為應着力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以“兩個結合”重塑澳門歷史文化敘事。習主席的指示要求我們“深化黨的創新理論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在澳門，這意味着要用“兩個結合”的理論高度，重新審視澳門的歷史進程。例如，澳門四百多年的中西交往史，不應僅被理解為澳葡管治史或中西接觸史的線性記錄，更應從中華文明連續性、包容性和主體性的角度，考察澳門華人社會、地方治理、文化傳承與對外交流之間的複雜互動。我們需要提煉澳門歷史文化經驗中蘊含的中華文化連續性、包容性與和平性，以及其在當代“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創造性轉化。這是歷史解釋權的自覺建構，也是構建自主知識體系在區域歷史研究中的具體體現。
二是以多語種文獻資源拓展中國問題意識。澳門保存了大量珍貴的、多語種的原始歷史文獻（如明清檔案、契約文書、葡萄牙語資料、傳教士信件等），這是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文化資源。我們不能滿足於僅僅做材料的整理者，而應努力成為問題意識和理論表達的提出者。澳門的多語種文獻和跨文化歷史現場，使研究者能夠同時進入中文、葡文、英文及其他語種材料所構成的敘事空間。它不只是地方史研究的資料庫，也是觀察中國與世界關係、中華文明對外傳播、近代城市治理和多元社群互動的重要學術現場。例如，通過研究明清時期的全球貿易網絡，可以形成區別於西方中心論的“全球史”澳門視角；通過研究近代澳門城市治理、公共秩序、慈善救濟、商業網絡和社群組織的演變，可以為理解中國近現代城市治理和社會調適提供一個獨特觀察視窗。這種研究，將具體、扎實的澳門史料上升為具有一般性意義的理論分析，正是“有理有據”的體現。
三是回應社會現實需求，服務澳門發展與青年培養。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最終要“為人民服務”。澳門當前面臨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青年國情教育等時代課題。作為歷史文化研究者，我們的知識生產需要直接回應這些“澳門之問”。例如，以辛亥革命在澳門的活動、抗日戰爭時期澳門社會的救濟與調適、華人社群的文化傳承、中葡文化交流等為內容，開發面向青年和公眾的歷史文化讀本、課程資源和展覽敘事，有助於把宏大的國家敘事轉化為澳門青年可感、可知、可信的本地經驗。同時，通過設立具有澳門特色的、注重跨學科研究（如歷史學與旅遊管理、文化遺產保護、傳播學、公共政策的結合）的課程體系，培養能夠紮根澳門、心懷家國的本土青年學術人才，確保自主知識體系的傳承與發展後繼有人。
三、強化研究者使命擔當：做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的守護者、闡釋者與創新者
習主席的重要指示，為澳門歷史文化工作者打開了一扇窗。我們不應將自己局限於地方史料的考證者，而應自覺成為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在澳門實踐的參與者和推動者。這要求我們在研究方法上，既要堅守歷史學的實證精神，嚴謹考證每一份文獻、每一個遺址；又要具備理論視野，將澳門這個小切口置於中國與世界的大歷史中加以觀照。在表達方式上，應如習主席所宣導的，做到“有思想、有深度、有溫度”，將深刻的學理蘊於生動的歷史敘事之中，使澳門研究既有史料根基，也有理論高度和現實關懷。
總而言之，習主席的指示引領我們重新思考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意義與方向。我們應在開放吸收世界學術成果的同時，更加珍視澳門獨特的歷史文化遺產這一“家底”，把扎實史料、澳門經驗和中國問題意識結合起來，在深入研究中形成有根基、有解釋力、有傳播力的學術成果。澳門人文社會科學應當從地方經驗中提煉中國意義，從中西交流中彰顯中華文化主體性，從歷史研究中服務現實發展。這樣，澳門的哲學社會科學才能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自主知識體系貢獻獨特智慧，也能以更鮮明的澳門視角服務國家發展和澳門社會進步。
澳門理工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學院 佟 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