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失衡 白宮有責？
今時今日，談及氣候暖化，雖已屬常識範疇，但懷疑論者仍不計其數。當溫室效應幾近失控，人性慣於將失敗歸咎於無知；而紀錄片《白宮效應》提出的論點，更教人困惑不安：手握權力的統治精英，並非因無知而延誤行動，而是即使知悉一切的來龍去脈，仍選擇無動於衷。
明知可為卻不為之？
時間先回到一九七七年的美國。在白宮，時任總統卡特的辦公桌上，收到一份來自美國能源署的報告，內容跟能源短缺的分析有關。當年，全球經歷一場石油危機，直接影響美國民生，溫室效應自然並非政治焦點。後來卡特政府嘗試推動能源轉型，帶頭發展如太陽能等替代能源，試圖降低對外國石油的依賴。眼見民眾反應冷淡，卡特索性直接向國人喊話，在電視發表著名的“危機演說”，一再強調能源問題的嚴重性，呼籲美國人改變生活方式，以身作則，節約能源。一時之間，能源問題已超越了解決柴米油鹽的生活層面，而是提升至價值觀和國民責任的水平。
卡特雖然在紀錄片中“戲份”不重，但他在任時期的努力，不僅被視為美國氣候政策史上的轉折點，更反襯出往後里根和老布什政府的所作所為，如何令這個世界第一強國，錯失肩負應有責任的黃金機會。《白宮效應》將焦點放在老布什就任總統的美國政治生態：在氣候暖化的歷史論述中，從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二年，可以是全球氣候治理的“起點”，也可能是最關鍵的失敗時刻。當時，美國科學界已基本確立溫室效應的存在，國內亦出現罕見的跨黨派共識。老布什在競選期間，甚至一度承諾以所謂“白宮效應”，即透過政策和行政權力，全力應對氣候問題。
然而，這轉眼即逝的歷史契機，最終未能在美國轉化成制度上的突破。在一九九二年的地球高峰會上，美國選擇支持一個缺乏約束力的“政策框架”，而非推動具體的減排承諾。片中，白宮內部的權力博弈，在觀眾面前一覽無遺：一方面，環保署署長和科學顧問同聲同氣，支持採取積極行動；另一方面，經濟顧問和保守派幕僚，則不斷強調環保成本及其不確定性。在科學和權力之間，美國總統立場左搖右擺，最終選擇了一條個人政治風險最低之路。在多方勢力爭持的過程中，環保不力之表象，絕非單一決策失誤之因，而是一種制度性結果；尤其當短期的經濟成本與長期的全球風險正面衝突時，西方民主政治為了選票，往往傾向選擇前者。
權力與現實的碰撞
關於環保的紀錄片，多年來一部接一部，就影響力而論，大概只有二十年前的《絕望真相》值得一提；若跟《白宮效應》對讀，環保和氣候變遷相互交織的歷史脈絡，則顯得更為清晰。《絕望真相》由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主導，如今回看，貫穿全片的，是一種典型的啟蒙信念：只要有充分並深入淺出的科學證據，公眾自會理解箇中因由，政府政策亦會隨之調整。《絕望真相》透過數據、圖像和精心設計的論述，將氣候變遷轉化成一個關乎責任、後代福祉與文明存續的道德問題。
然而，戈爾在《絕望真相》中的潛台詞，似乎過於單純兼理想主義：環保的政治阻力，源於知識不足，而非利益衝突；《白宮效應》則單刀直入，徹底顛覆了上述假設。片中一再揭示政策舉步維艱，並非源於對環保無知，而是對成本和利益的理性計算。從里根到老布什政府，共和黨八年掌政，對石油開採大開綠燈，讓能源企業賺到盤滿缽滿。一旦同意減排，則意味能源結構必須轉型；能源要轉型，則直接損害既得利益。在弱肉強食的政商環境之下，道德訴求與科學證據即使動聽，也往往無法撼動既有的經濟和政治結構。純粹由學術角度觀之，如果《絕望真相》代表的是一種“以科學理性去說服”的道德信仰；《白宮效應》則對毫不掩飾指明這種信仰的局限所在。
踏入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氣候暖化的論述開始悄然改變。從此，溫室效應已超出科學探問和政策分歧的範圍，而逐漸演變成一場意識形態之爭。隨着氣候政策對化石燃料產業構成威脅，既得利益者採取的策略，大眾已經耳熟能詳：圍繞氣候暖化的討論，根本毋須否定其科學結論，只需強調其不確定性便可。透過資助反對全球暖化的研究、放大少數異議，以及利用媒體的“平衡報道”機制，原本的科學共識，大可被重新包裝為有待證明的爭議。
一場尚未結束的跨世代角力
過程中，美國右派的保守主義，亦隨之產生質變。八十年代初的里根政府，對環保訴求的態度仍相對溫和，談不上什麽意識形態的分歧。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後期，民主黨的克林頓上台，代表保守勢力的共和黨，不只對氣候科學抱懷疑態度，更試圖在概念上“偷運私貨”，將氣候問題、自由市場理念、反政府干預等立場相互結合，最終發展成一套似是而非的“反權威文化”。 時至今日，氣候暖化的議題，已經演變成一種相對反智的政治操作，曾經的跨黨派共識亦早已蕩然無存。美國人對氣候問題的態度，不一定取決於科學證據，但幾乎取決於各自的政治身份，而這種異變，早已遠遠超出氣候議題本身。
不論在疫情期間、四年一度的選舉抑或教育政策等領域，類似非黑即白的“鬥氣模式”一直不斷重演：專家意見被質疑，科學結論被政治化，公共討論墮入平行時空的怪圈，社會只顧自說自話 。一到選舉，選民既然只關注眼前利益，必有政客回應對方短視的訴求。在這樣的民主制度結構下，推動高成本、低即時回報的政策，幾乎注定面臨阻力。因此，氣候政策不進反退，已幾乎成為制度邏輯內的必然結果。從《京都議定書》到《巴黎協定》，美國過去三十年，在氣候政策上反覆無常，正是上述政治角力的體現。這種不穩定性，不僅削弱了美國環保政策的基礎，長遠更影響全球合作的互信和成效。
杜然（文化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