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鬥狂魔見機鋒

    ——觀《紐倫堡》

    今年是二次大戰結束八十年。此時此刻，電影《紐倫堡》上映，似要提醒全球觀眾：當平庸之惡橫行，理性淪為

    維護極權統治的手段，現代文明便隨時毀於一旦。

    二次大戰後，以英美為首的同盟國，針對納粹德國在戰爭期間的暴行，特別成立國際軍事法庭，亦稱紐倫堡大審。在歐洲戰場，德國先後入侵多個國家，僅在蘇聯的死亡人數已超過二千七百萬。就如何懲處戰敗的納粹高層，同盟國各有意見，包括蘇聯提倡的“公審”，以及英國主張的“即時處決”。後來同盟國達成協議，同意在德國的紐倫堡召開聯合法庭，並以《紐倫堡憲章》作為法律依據。藉審判納粹德國主要領袖，法庭除了將被告定罪，亦在過程中搜集大量納粹罪行、尤其對數百萬猶太人大屠殺的鐵證，給了德國人深刻的歷史教訓。

    以上述歷史背景延伸，《紐倫堡》從歷史心理學角度，剖析一場遊走於人性邊界的正邪對決。電影改編自美國作家Jack El-Hai的非小說作品《納粹和精神科醫生》，講述美軍監獄首席精神科醫生凱里，負責評估納粹德國領袖戈林是否“適合”在紐倫堡上庭受審。在鬥智過程中，導演占士 · 韋特碧列透過兩人的心理角力，探索人性的邪惡本質，從而呈現個人與極權之間的道德界限。兩大主角凱里和戈林，分別由雷米馬利克和羅素高爾擔綱演出，前者憑《波希米亞狂想曲：搖滾傳說》中飾演皇后樂隊已故主音費迪墨格利一鳴驚人；後者近年在荷里活產量不多，表現也略顯疲態。導演這次找羅素高爾飾演納粹第二把交椅戈林，大有狀態回勇之勢，全片氣場十足，多場跟雷米馬利克的心戰戲都相當精彩。

    幾十年來，荷里活不乏以紐倫堡審判為題材的影視作品，但當中經典之最，首推美國大導演史丹利克藍瑪的《劫後昇平》。故事發生在一九四八年的紐倫堡，在其中一個虛構的美國軍事法庭中，四名德國法官和檢察官，因參與納粹暴行而被控反人類罪。多名被告力陳自己無罪，他們的理由很簡單：當年納粹把猶太人送往集中營，是德國議會通過的法律，他們不過依法辦事。猶太人在集中營被殺，身為法官的他們自言毫不知情，既然如此，也就不必負責，其中一名被告詹寧，更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在國際學界德高望重的法學家。在審訊期間，代表美國的資深法官海伍德走訪民間，發現不少德國人仍視多名被告為國家英雄，還反過來游説海伍德判四位秉公執法的“受害人”無罪。海伍德要維護判決公正，卻必須同時考慮戰後複雜的地緣政治，尤其面對要求輕判一眾被告的外部壓力，以便在冷戰時期爭取德國支持，對抗蘇聯。

    論劇本和導演技巧，片長近三小時的《劫後昇平》，全片黑白攝影，把庭審與道德探問置於故事核心，靠對白和人物支撐，無疑難度甚高；《紐倫堡》則集中在戈林和凱里間的心理攻防，暴露罪惡被正常化的可怖一面。 德國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以“平庸之惡”的概念， 解釋普通人如何成為極權統治的棋子：當理性淪為維護極權的手段而非倫理判斷，邪惡得不到有力的反擊，人便會喪失思考能力，甚至在沒有殘暴動機的情況下，犯下非同尋常的暴行。正如戈培爾、戈林、希姆萊等納粹高官，逐一站在審判席上，似是而非為自己狡辯，説他們犯罪不過出於“愛國”。《紐倫堡》其中一幕，將鏡頭對準監獄內的會議室， 檢視納粹高官究竟是瘋子、惡魔，抑或是可怕的正常人。根據凱里的結論，包括戈林等多名被告，在精神學上全非喪心病狂的怪物，而是其身處體制與環境下的產物——這種讓人毛骨悚然的“正常”，成為貫穿全片的倫理主軸。當一名專業的精神科醫生，以客觀理性透視犯罪心魔，自己又會否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因懾於對方的人格魅力，不知不覺地步入魔鬼佈下的言語陷阱，甚至為撒旦的惡行辯護？

    現實中，凱里在一九五八年，仿效戈林服毒自殺，為這部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增添一股不寒而慄的心理張力，也令人想起邱吉爾在紐倫堡大審前、對納粹高層“即時處決”的主張。對於這位戰時英國首相而言，對付極惡，霹靂手段是唯一，又何須以菩薩心腸，對活生生的惡魔，施以人道和憐憫？邱吉爾一早認定，只要這班人一上法庭，自然會鬼話連篇，蠱惑人心，一切詭辯，盡皆廢話。奈何不惑不懼、看透人性本質的真正智者，始終百年難遇

    ，世間罕有。

    韋柏年